2012/06/04

美国之音 | 历史追忆：六四事件大事记

美国之音 | 历史追忆：六四事件大事记:
1989年4月15日
(哀悼胡耀邦： )
主张改革开放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官方在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中宣布了胡耀邦的死讯。
1989年4月16日
大学生在北京及各地一些校园举行悼念胡耀邦活动，天安门广场出现人们自发敬献的花圈。
1989年4月19日
大学生在新华门外示威，被军警驱散。学生转到天安门聚集，北京各大学都有队伍加入，使广场聚集的学生人数增至10万人。
1989年4月20日
(军警与学生推搡： )
凌晨，军警与学生和民众再次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发生肢体冲突。
1989年4月22日
(赵紫阳致悼词： )
中国官方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20万大学生不理政府封闭广场的决定游行进入天安门广场，在人民大会堂外及中南海前静坐示威。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
追悼会开始后，在人民大会堂东侧静坐的学生派出三名代表跪在大会堂前的石阶，头顶着请愿书，要求见国务院总理李鹏，但李鹏并没有露面。学生号召北京35所高等院校无限期罢课。
同时，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周刊因刊载一篇有关悼念胡耀邦的文章未获准发行。事后，总编辑钦本立被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革职。
1989年4月24日
(大学全面罢课： )
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
1989年4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这次学生运动是“有计划和有预谋的动乱”。
1989年4月27日
大约20万名学生不理会官方的威胁走上北京街头游行，沿途冲破了多道军警封锁线，受到百万群众支持。
1989年4月28日
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提出“与政府直接对话”等七项要求。
1989年5月4日
5月4日为中共所定”青年节”，纪念1919年的”五四”运动。十多万名学生藉着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游行至天安门，数百名北京新闻工作者加入声援游行，口号是：要求新闻自由，打击贪污，严惩官倒，以及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学生对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状况；开放报禁；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取消限制示威游行，以及对学运作出明确的报导。
同一天，赵紫阳在访问北韩之后会见在北京开会的亚银各国代表，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
1989年5月13日
(王丹带领绝食请愿： )
由于北京的大学生感到游行及罢课无效，便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将行动升级，于下午4时起由学生领袖王丹带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开始绝食时，有2千多名大学生参加，其后陆续有学生和市民加入。由于广场上的气温很热，很多绝食学生不支晕倒。广场附近经常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
(救护车的警笛声： )
因戈尔巴乔夫即将访华，全球记者云集北京。他们向全世界现场播报了中国学生示威。
1989年5月15日
(北京市民游行声援学生： )
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临时改在机场举行。在访问期间，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透露，中共党内重大事情需要由邓小平拍板。
同时，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学生增加至3千人。学生运动蔓延至十多个省会，北京市民继续游行声援学生。
官方媒体开始出现同情示威学生的声音，中央电视台出现广场示威画面。
1989年5月16日
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其他大城市也有大批群众走上街头。
1989年5月17日
北京百万群众大游行。其他城市不断举行声援游行。
最高领袖邓小平在他的家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除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五常委外，杨尚昆和薄一波也出席会议。赵紫阳受到指责，邓小平决定戒严。
1989年5月18日
（李鹏训斥学生：）
总理李鹏与绝食学生代表进行为时50分钟对话。在会上，李鹏与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等人在会面时针锋相对。
1989年5月19日
（赵紫阳含泪看望学生：）
在学生绝食第七天的凌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慰问绝食学生。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也在场。赵紫阳含泪对学生说他来晚了，”来日方长”，请同学们停止绝食。其实，赵紫阳已经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完全失势，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学生在当晚结束绝食，改以静坐形式请愿。
国务院总理李鹏晚间通过国家电视台宣称北京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宣布次日上午10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官媒宣布戒严：）
1989年5月20日
（民众苦劝戒严部队：）
北京市长陈希同依据国务院戒严令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令》一、二、三号，宣布在北京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行戒严，禁止民众游行示威和散发传单，并“严禁中外记者利用采访，进行挑唆、煽动性宣传报道”，不许外国和港澳记者在学校、机关和街道采访和拍摄。
戒严令引起愤怒。学生、教师、记者和北京市民不顾戒严令上街抗议。
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分批开入北京，但是遭到学生和市民堵截。军人面对苦苦哀求的平民没有作出强制行动，只是原地待命。
1989年5月23日
（示威者要求李鹏下台：）
北京街头百万人大游行。学生和各界民众上街高喊“李鹏下台” 。
三名抗议者用带染料的鸡蛋击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广场维持秩序的示威学生把抗议者交送警方。
1989年5月25日至27日
示威者曾希望在美国和加拿大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北京主持局面，取消戒严，但万里的飞机在上海降落后，他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留在上海“养病”。万里27日发表声明支持戒严。
1898年5月28日
全球很多地方举行声援中国民主运动的游行，据信有百万人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大游行。
在这段时期，示威学生对于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意见分歧。赞成撤离的学生认为学运不可以拖得太长，应该转换其他深化的形式争取民主。但是反对学生则认为，撤离等于没有结果，而且容易被当局进行秋后算账。经过表决后，学生坚持继续静坐。留守广场者绝大多数是从外地前来支援的大学生。
1989年5月29日
中央美术学院等6所院校学生在晚上赶制成一座“民主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
1989年6月2日
青年学者刘晓波、高新、周舵和台湾歌星侯德健“四君子”来到广场大学生中间，宣布展开72小时绝食。
1989年6月3日
早上，军队越野车及后来运载军械的旅游巴士被民众发现，装备被没收。下午，为夺回旅游巴士上的枪械，北京武警和戒严部队在六部口、新华门和人民大会堂西侧首次使用武力对付学生、工人和市民，有近百名市民受伤。
1989年6月3日夜和6月4日凌晨
（实弹镇压：）
6月3日晚大约10时，当局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军队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沿途不断遭到民众阻拦。从深夜11时起至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各地段与学生与市民激烈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大批在京西方记者向全世界播报了中国军队残酷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消息和画面。
一夜之间的镇压造成的死伤数字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据信有几千名平民被打死打伤。也有个别军人被愤怒的民众打死。
1989年6月5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将民主示威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被当局称为”黑手”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教授逃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
中国其它地方爆发抗议镇压的示威游行。
美国总统老布什谴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英国、法国、西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政府纷纷谴责镇压。美国和西欧国家随后对中国实施一系列制裁，包括武器禁售。
1898年6月9日
最高领袖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军官。
1889年6月12日起
当局陆续宣布通缉方励之夫妇和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李录等21名学运领袖以及工人抗议领袖韩东方和知识分子严家其、包遵信等多人。当局在各地逮捕大批参加示威的人士。
1989年6月14日
中国政府召见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裴新，通知他被驱逐出境。
1989年6月24日
中国官方正式宣布罢免赵紫阳职务，江泽民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9年6月30日
国务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报告把学潮和民众示威定性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陈希同还在报告中指责美国之音“造谣惑众”，“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报告誓言要“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

龙应台：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龙应台：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裏，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湧動，推著歷史的隆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裏有白色的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車，卡車裏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党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裏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裏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裏，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党的忠誠淩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3
十五年過去了，誰看得見這個傷口？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臺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臺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臺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臺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臺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臺灣人對中國的態度。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指標。」對於許多臺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
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儘快把蓋子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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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裏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陽光時務｜重新發現六四

陽光時務｜重新發現六四:
「這一代的六四」在香港已經辦了四年，每年一群年輕的獨立藝術家們通過工作坊、電影分享、音樂會等形式，將對「六四」的紀念演繹成藝術的行為。劉建偉是一位攝影愛好者，今年他加入「這一代的六四」，策劃影像工作坊，舉辦「重曝六四」攝影展。他在現代的香港尋找光影，也重訪北京，運用二次曝光技術，嘗試將當年和現在的影像重疊。時空交叉的錯覺中，六四死難者的身體被埋葬，靈魂仍滋養著今天還在努力的年輕一代。
文/圖劉建偉（Quncy Lau）
二十三年前，我在準備中學會考。電視新聞不斷追踪北京的情況，畫面裏都是和我年紀相約的學生。我問自己：他們在抗爭，我又在做什麼？其實我又能做什麼呢？五月廿二日英文考試，廿一日我還是放下書本去遊行，喊口號，捐款……往後除了較多關心政治，就是一年去一次燭光晚會。我還能做甚麼嗎？
去年認識了藝術家 Him Lo，參與他策劃組織的「這一代的六四」，令我發現，原來我的思考和創作，可以在群眾裏點起小小火花，我其實有事可做。活動除了四、五月間開設不同的工作坊，六月三日也將會在銅鑼灣展示大家的作品。
蔡淑芳是資深的香港記者。 1989年她前往北京採訪學潮民運、「六四」留守天安門與學生一同撤離廣場。她一直保留著「六四」期間所拍攝的相片、錄音和採訪手稿。今年年初她在「這一代的六四」籌備會議上，把這些寶貴的材料全部與我們分享。我們於是想到，把廿三年前的歷史和當下相連，分別用相片和錄音創作。
我用菲林重拍蔡姐姐的舊照片，拍滿一卷就把菲林回好，走到街上，一手拿著相機，一手拿著舊照，對應逐幅照片，在街上尋找相配的城市光景。有些對比強烈，有些卻恰好融和。
四月，藉著北京旅行的機會，我帶著相機，在天安門廣場繞了一圈，然後沿著長安大街往西走，一直走到木樨地。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腦裏不斷浮現當年的新聞畫面，我踏著的某一步，廿三年前是誰在這裏中槍倒地？
與此同時，香港有另一位朋友在努力地做六四資料重組，其中一項工作是在建構一個 Google Earth Tour，在每個街角標示那裏死了幾個人，發生了甚麼事。這正正回應了我在北京拍攝時的心情。我把我在北京拍的照片圍著打印出來的 Google Earth Tour 展示，兩個人做著截然不同的工作，放在一起卻互相呼應。再細看照片，看到血流披面的學生和華麗的國家大劇院；坦克車和金融街上的中國銀行大樓；甚至示威群眾和麥當勞，這些畫面又充滿撞擊。
上環實現會社五月三日至三十一日有關於「重曝六四」的影像展覽。我分發了載有那些舊照片的菲林，希望有更多人像我一樣用心感受這些畫面和歷史，並和他們當下的生活連上。部份菲林會寄到台灣去，在另一個命運截然不同的地域，用影像延續歷史。

六四死難者的身體被埋葬，靈魂仍滋養著今天還在好努力的人。

鎮壓做成的恐懼，光臨香港。

誰在圍堵進？

廿三年前，群眾可以在廣場上看日出。今日，我甚至不能誇過廣場外圍的馬路。

歷史在這裡轉彎。

中南海今昔，連門口四個守衛所站的位置都沒變。

墨綠金黃。今天這裏是金融街。

民族飯店，誰曾在這裏目睹這火光紅紅的場面。

他會到天堂嗎？

霍光火光照著的地方，是今天的麥當勞餐廳。

木樨地。

他們沒過幾天就開始漂泊的生活。

五月三十五日廿三周年

五月三十五日廿三周年:

2012/06/03

吴祚来 | 记念刘和珍君

吴祚来 | 记念刘和珍君:

记念刘和珍君

刘和珍

《记念刘和珍君》作者是鲁迅，选自《华盖集续编》。原文于1926年4月12日发表在《故事会》周刊第七十四期。刘和珍(1904一1926)女，江西省南昌人，先后就读于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带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反动军阀宣战，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陨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记念刘和珍君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
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
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
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
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
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
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
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
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选自《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