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引起争议的翻译研究术语
安东尼·皮姆（洛维拉·依维尔基里大学，西班牙）
黄徳先（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四川广汉）译
【刊登于《东方翻译》2012年第1期，第78-83页】
能动作用（Agency）：社会学与政治科学中用来描述主体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即主体的相对权力。一些翻译学者认为，该词指的是“做事的意愿与能力”（Koskinen，Kinnunen
2010:
6）。“意愿”涉及心理学的含义，用于社会学中似乎不恰当，且与惯习（habitus）混淆。建议：使用更标准的术语，取其社会学中的意义。
自律与他律招募（Autonomous vs. heteronomous
recruitment）：克罗宁（Cronin
2002）用来区分来自客户方和来自另一方所招募的中间人。哥伦布寻访印地人时带了一名犹太人口译员（属于他这一方，因此是自律招募）；发现在加勒比用不上这位译员，哥伦布抓获了一些本地人，把他们变成了口译员（来自对方，属于他律招募，值得怀疑）。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合理的，为确保最大程度的信任，有逐渐从他律转向自律招募的趋势。然而，这些术语含义并不很清楚（“自律”也可指“独立”，与此处的意义相距甚远）。更大的问题是，通常来自社会团体的中间人不属于任何一方：中世纪西班牙的犹太人和莫扎勒布（Mozarab，9至15
世纪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基督教徒），哥伦布所带的犹太人口译员，人们推定的哥伦布的儿子迪亚戈·哥伦布（Diego
Colón），诞生于与他文化的交互中。建议：如你认为只有两方，为何不使用“本方招募”（home
recruitment）与“外方招募”（foreign recruitment），至少人们明白你在讲什么。
翻译纲要与翻译指示（Brief vs.
instructions）：“纲要”通常用来翻译德语的Auftrag（任务），是目的论用来讨论译员收到来自客户的指示。“纲要”更像律师收到来自客户的要求：为解决某个问题或达到某个目的的一种普通的开放式委托。弗米尔在英语中使用“委托”（commission），就像一位画家听到“按你喜欢的样子把这里填满”。然而，古阿德克（Gouadec）认为客户应该尽可能多地列出所需文本的方方面面，他提出使用“工作描述”（job
description）。问题是，翻译从业者从不使用“纲要”、“委托”、“工作描述”等。你得到的最多就是一些指示，默认的术语就是“指示”。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CAT
tools）：“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或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成为了一个使用不当的词，因为几乎所有的翻译都要用计算机，很多口译也在使用它。该术语应该为更明确的技术词汇所取代（如翻译记忆、机器翻译、术语库）。建议：避免使用它。
协作翻译（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众包（crowd-sourcing）、社区翻译（community
translation）的同义词，与CT3（社区、众包与协作翻译的简称）的部分含义也相同，用于主要由志愿者完成（即无需支付费用）的团体翻译。英语中的协作（Collaboration），听起来像是给敌人的一种非法帮助，就像法国人帮助纳粹占领法国一样。英语中更合适的一个词是“参与式翻译”（participative
translation）或“志愿者翻译”（volunteer
translation）。此外，协作存在非法或地下等内涵，这些含义并非在很多情况下不合适。建议：使用“志愿者翻译”。
社区翻译（Community
translation）：指非职业人员翻译他们自己所使用的软件或网站的实践（比较：协作翻译、众包、粉丝翻译（fan
translation）、基于用户的翻译、外行人士翻译（lay translation）、市民翻译（citizen
translation）等）。问题是该术语（至少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可用来指社区口译中的笔译，但那却是另外一个领域。所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与“社区口译”很相似，其合法性仅适合某些社区（通常是基于网络的虚拟社区），在其他社区中则不合法。建议：使用“志愿者翻译”。
受约束的翻译（Constrained
translation）：马约拉尔（Mayoral
1988）等人提出的术语，其基本观点是所有的翻译都受制于很多非语言因素的约束，如时空限制，声音或图像传达的信息不要相互矛盾等。这个观点很明确，但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反响，特别是在视听翻译领域。该术语的基本问题是，所有的翻译都会受制于某种制约，这个术语也就并无多大意义。语言与非语言的边界在语用学中就很模糊。建议：谈翻译的制约因素，不管它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因素，但要意识到制约因素总是存在的。
众包（Crowdsourcing）：2006年创造的一个术语，用来指把本来应该外包给独立的专业机构的任务，让非专业人士来完成。在翻译领域，它与社区翻译、粉丝翻译、基于用户的翻译、外行翻译、市民自己组织的翻译（self-organized
citizen
translation）等同义。谷歌、脸书、微软、赛门铁克等公司都在采取这种翻译实践。该术语在技术领域广为传播，其主要缺点是它是标准的商业实践“外包”的变异，也是人们认为使用“众”一词唯一合理的地方。该术语缺乏专门的所指。建议：使用“志愿者翻译”。有连字号的crowd-sourcing含义更清楚，更易为人所接受。
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该术语有多种意义，它们同样含混不清，同时还具有意识形态含义。其使用范围包括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巴巴（Bhabha）及其跟随者。该术语的基本观点是：翻译不仅仅是文本，而是整个文化再现与认同。人种志学家描述一个部落，他们就把一种文化翻译成人种志学的语言；博物馆提供了整个文化的符号与语言的翻译；移民翻译他们自身，形成一种文化的杂合，等等。建议：如果要使用该术语，指明你要表达的意思。否则，避免使用。我们的学科通常关注的是跨越不同文化与语言，而不是指发生在一种语言或文化中。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有人认为无数个“转向”改变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早就在关注更广泛的文化问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整体的转变发生在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Lefevere
& Bassnett
1990）提出该术语的时刻。建议：避免使用该术语，但一定记住要考虑文化因素。
归化与异化（Domestication vs.
foreignization）：经典的两种对立的翻译方法，由施莱尔马赫（1813）提出，韦努蒂（Venuti
1995）使其再度流行起来。分析翻译转移（shift）时，最明显的宏观方法就是归化与异化，大多数的转移不是优先考虑目标文化就是优先考虑原语文化。但也有很多解决办法并不适合这种二分法。按照文化世界横轴来考虑各种可能性更为合适，一端是异化，另一端是归化。纵轴是所提供的信息量，底端是信息量的缺失，顶端是教学翻译（pedagogical
translation）（使用明晰化、脚注等）。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这两个轴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建议：无论你做什么，对简单的二分法都要质疑。
功能（Function）：相对于事物本身而言，功能指事物能起什么作用或能够用来做什么：笔是用来写字的，书是用来阅读的等。一段语言材料，可以分析其结构特征，也可用来表达某种行为，后者就属于广义上的功能的范畴。功能与翻译有以下一些关系：1）对作为话语的原文和译文进行语用分析（功能就是各种可能的行为）；2）目标文本与外在的其他意图或目的（skopos）的关系（功能等同于一种期望的行为或结果，它是站在具有一定权力的位置上来表达的）；3）目标文本在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在布迪厄或佐哈看来，功能是系统定位的一种属性）。这三种意义完全不同，你应该明确你所指的意义。注意：理论如果可行，则该理论是有用的；如果理论聚焦其功能而非形式，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理论。如果认为德语中的目的论始终是最好的功能主义理论，则缺乏历史根据。建议：如果不确信，避免使用该词。如果非要用，讲清楚你指的是什么（至少给一个例子）。
全球化（Globalization）：该术语最有效地用来指在通讯与交通系统方面的影响不断增加，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效率，如商品、劳动力、信息等流动的增加，使得经济再也不能完全控制在国家范围之内。因此，全球化首先是技术的变革对经济带来的影响。该术语的其他意义一点儿也不清晰，如1）商业中的“走向世界”，如准备把产品销向其他语言与文化（这种“全球化”是本地化话语的一部分）；2）帝国主义式地把一种文化或语言强加给整个世界（如这样的搭配向全球化抗衡）（fight
globalization）。其中一个技术问题是，经济行为会导致地域的专门化，而在文化上使用该术语假定的是全球的同质化。建议：使用其技术-经济方面的意义；对通信公司、快餐连锁店、激进分子等的行为使用具体化的词；至少在做研究时，对那些不公正的事情采取实证的方法。
惯习（Habitus）：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使用该术语来指个人在某个领域中以某种方式行事、采取某种立场等方面的倾向。该术语通常用在译员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ors），但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其意义。在布迪厄看来，该术语有这样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优点：1）克服了客观社会结构与个人的主观世界观（人们的思维并非仅仅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引领着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建构）之间刻板的对立；2）惯习不仅仅体现在人们的言说中，还体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感觉、思维、以及身体的运动（即被体现出来）等方面；3）惯习随着你与不同的社会结构的互动而在整个一生中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个概念也是动态的——职业可以看做是一种在历史上发展的惯习。该术语有如下一些值得重视的缺点：1）它含有能动作用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它；2）难以发音（最后一个是元音/y/，一个拉丁语词以法语的方式在英语中发音）；3）它不是一种通用的语言，听起来有很多做作的味道；4）翻译学者喜欢以简化的方式来用（如译员的惯习就是从属性的），或者替代那些更简单、更好理解的术语（如“社会化”、“职业化”、“倾向”）；5）其优点在布迪厄的社会学中有效，但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想使用那种社会学（因为它几乎不涉及文化间际性（interculturality）或合作；它是由各种对立的群体构成的民族国家的社会学）；6）很多研究缺乏足够的对象数据，不能以全面的方式来讨论惯习（如翻译的文本分析指出，采取了某种解决办法，但并没有提及译员活动的思想、感受或身体等方面——你所了解的仅是采取某种文本办法的趋势；而对惯习有意义的并没能涉及）。建议：使用斜体字的惯习，不想问某个人是否具有事实上的权力，就不要使用惯习。
交互文化（Intercultures）：与主要文化相交叠的一种亚文化。比如欧洲的皇室、外交文化、修道士修会、像联合国与欧委会那样的国际机构，以及一些高级别的专业社区。职业性交互文化（Professional
intercultures）指那些利用自身的中介地位在各主要文化间提供交际服务。同样，笔译与口译员属于职业性的交互文化，而不是某一主要文化。就其本身而言，交互文化概念指的是一种社会学的或专门性的文化，而不是译员所归属的那种游民文化（nomadic
culture）。职业性交互文化应遵循如下的一些原则：1）总是一种暂时性的；2）成员来自多种领域；3）其能动性随技术的提升而发展；4）随着权力的增加，会使产生影响的动因成为信条。有些交互文化可能演变为主要文化，如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文化。建议：继续探索。
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指为更有效地翻译（本地化）成几种语言而准备文件，一个明显使用不当的词。本地化话语中，有时称作“去除文化专有项”，在本地化过程的技术性交互文化中能有效地处理文件（因为文化之外无文本）。国际化涉及消除歧义、程度不同的控制语言、提供注释、消除那些随后可能产生问题的因素。不管怎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建议：可以考虑更好的一些术语（“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跨地方化”（interlocalization）、“预先地方化”（pre-localization）），但业界选择使用了这个词，似乎还在起作用，我们只得忍耐了。
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认为是译自traducción
inversa，在西班牙语中用来描述翻译为译员的非母语（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该术语暗示你的翻译方向错了（较小文化中的译员通常要以此方式来翻译），这就有意识形态含义，在职业上也站不住脚。建议：使用第二语言翻译（L2
translation）（尽管也可能是第三语言翻译）。
本地化（Localization）：80年代末用来描述软件的商业化翻译，并扩展来指“本地化行业”（localization
industry）。“本地化”的有些用法仅指数字化内容方面的工作。其他用法指的是把“国际化”整合进工作流程的一种翻译模式，这种定义有些自相矛盾。建议：用它来指专门的行业工作流程。
忠诚（Loyalty）：诺德（Christiane Nord
1988）提出的术语，用来指译员对交际行为中所涉及的人与文化的一种伦理责任。因此，该概念在忠实观（the notion of
fidelity）的基础上增添了人际的维度，而诺德认为忠实仅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诺德强调指出，交际参与者不应该受到欺骗，如果译员的翻译偏离了他们的预期，译员应该对偏离的性质和背后的原因加以解释。该术语的主要问题是，万一人们的主张相互矛盾时，比如译员必需偏向某一方，这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支撑该概念的伦理似乎非常保守（要满足他们的预期）和理想主义（好像这种相容性与中立非常容易实现）。建议：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概念清楚而无争议。
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该术语用来指因赫曼斯（Theo
Hermans）1985年编辑的《文学的操控》（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一书而汇聚的那些翻译学者。它并非一个专门的术语，也无法说明那些文学学者当时讨论的翻译问题所形成的系统性的思想。建议：避免使用。
非翻译（Non-translation，NT）：切斯特曼（Chesterman
2004:
44）提出的术语，用来指目标语言中与翻译相同或相似话题的那些文本。有些学者称其为“平行文本”，有人称其为“可比”文本，还有人使用“原”文本。为避免混淆，使用“非翻译”文本。这就便于构成与ST、TT一样的缩写NT（2004:
44）。唯一的问题是，人们自然会想到非翻译包括源语中的文本，甚至源文本。建议：使用切斯特曼严格意义上的NT。
辅助专职译员（Paraprofessional
translators/interpreters）：用来泛指没有受过专门培训而参与翻译活动的人员，以及翻译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的那些人。该术语似乎可以代替“非职业译员”（non-professional或unprofessional）。很多这样的译员在一些特殊的翻译项目中掌握有该领域的专业技能。因此，他们可以参与到协作翻译中去。
泛翻译（Paratranslation）：这是比戈学派（the School of
Vigo）的核心概念。所有的文本都有副文本（paratext），自然所有的翻译都有泛翻译。它不仅仅只研究由词语构成的翻译，而且还把翻译与物质依托、排印、图像、声音和副文本在社会中的各种反响等联系起来，它深受解构与法国的理论的影响。在比戈，依此路径的研究，有几本值得称道的作品问世。然而，泛翻译概念似乎不适合该研究项目：1）基本没有涉及到为什么翻译的副文本不同于其他副文本；2）它闯入社会学的研究却没有涉及到人。建议：有很多术语可以弥补这些差距。
人格化（Personification）：我们提出的用于研究译员心理过程的术语，他们仅用文本材料来把交际参与者（作者、终端用户、客户、其他译员、编辑等）建构为人。人格化应该表明翻译行为是与人的交际，而不仅仅是对物的处理。建议：继续探索。
权力（Power）：按照传统的说法，它指依照自己的意愿让别人采取某种行为的一种能力。比如，“客户有权力要求译员”，或“作者施加权力于译员”。如果我们提出，“翻译对文化的全球布局施加权力”或“复译可用来对抗殖民者的权力”，这个定义多少就有些问题了。有些情况下，由于某些特殊的意愿、行为、或对那些行为潜在的抵制，我们能够看到权力在起作用。而在全球范围内，却难以看到这些特殊的意愿、行为、抵制到底是什么，也难以解释为什么认为权力作用于它而不是其他的方面（该定义不适合于这样的表达：抵制的权力、非合作的权力、再现的权力、或普遍所认可的社会中相互作用的所有行动者都有某种权力）。建议：在接受语言有单向的绝对原因之前，找出权力关系的具体证据。自己要明白，能动作用、霸权、甚至智力能力等词语是否更不清晰，更不具歧义。
程序、方法、策略与技巧（Procedures vs. methods vs.
strategies vs.
techniques）：这些用来描述译员翻译时（即翻译过程）做了什么的词很混乱。我们提议把整个领域细分为几个主要要点来重新建构。我们把它分为以下几个要点：1）翻译行为（translation
actions），我们具体观察到译员的行为（如打字、纠正印刷错误、查阅术语等）；2）翻译问题（translation
problems），指译员找出并要解决的问题；3）翻译解决办法（translation
solutions），指译员为问题解决行为拿出的潜在的或最终的办法；4）解决办法的类型（solution
types），解决办法的分类，可以按照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层次来分（印刷、语形学、术语、指示等），或按照传统的从字面直译到意译的渐变过程来分；5）程序（procedures），提出解决办法之前预先确立的行为的顺序；6）策略（strategies），意指宏观的文本计划或思维模式，按照目的（purpose）来组织程序，涉及可能的得与失。注意：“解决办法的类型”也可称作解决办法，不会丧失其准确性，这两个术语实际上划分的是被观察的产品而不是被观察的过程。建议：保留“程序”，用于实施预先确立的行为，如本地化工作流程中。一般情况下，不要把它与过程相混淆，过程指的是对文本产品比较的观察（比较“过程与产品研究”）
项目、课程、课程规划与课程大纲（Program vs. course vs. curriculum vs.
syllabus）：按照传统的英语教育说法，有很多变体，“项目”就是一套“课程”（如本科项目、技术翻译的硕士项目）；“课程”指相同主题的一系列的课堂教学，最终一起来评价（如汉英翻译中的医学术语课）；“课程规划”指的是一个项目中要做事情的提纲；“课程大纲”是一个课程中要完成的事情。在很多欧洲语言中因为这些假朋友而造成了很多麻烦。建议：坚持使用，除非有好的理由可以替换它们。
目的（Skopos）：用在德语中的希腊语术语（首字母大写，德语中所有的名词首字母都大写），表示一种行为的目标、功能或意图（purpose），因此把翻译看作一种行为。它与英语中的“意图”并无显著的语义上的差异。建议：想要让译员明白你所说的，就使用“意图”。用来指德语中那些理论家所使用的这个词，才用Skopos。
社会转向，社会学转向（Social turn, sociological
turn）：沃尔夫（Wolf
2006）提出的一种研究导向，泛指翻译社会学的研究，与各种转向的用法一样。这个术语让人错误地以为欧洲丰富的描述研究中缺乏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由于它涵盖以下多方面的内容，这些术语就不太精确了：1）对介入团体的成员做翻译社会学的研究；2）描述翻译在社会中的作用（与传统的描述研究很接近）；3）运用布迪厄的惯习与资本来描述译员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4）把所有的社会互动都看成翻译模式（根据卡龙与拉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5）把翻译行为看作一种社会行动主义模式（比较“社区翻译”）。总之，它包含了很多东西而并非简单的转向。建议：使用更加明确的词来表示你想要表达的内容。
系统（Systems）：用该术语来指多种元素相互关联，其中一个元素发生变化，会导致所有其他元素的改变。比如“语言系统”、“文类系统”、“文化系统”等，甚至把社会看作是“系统的系统”（即多元系统）。但问题是，几乎很少有证据表明，这些关系确实指的是一个元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元素。最明显的系统也是高度分裂的，其变化仅会影响到有限的一些元素。建议：你是否真的需要这个术语？使用“语言”、“文化”、“社会”等能否也行？
翻译行为（Translation
actions）：行为，一般指的是主体与外部世界互动中的外在运动与表述，“翻译行为”就是我们实际观察到的译员在完成工作中的外在运动与表述（如打字、纠正打印错误、查阅术语、打电话等）。
翻译文化（Translation
culture）：德语中（Translationskultur），普鲁奇（Erich Prunč
2000:
59）定义为“可变的一套规范、惯例与预期，构成了翻译领域所有互动者行为的背景”。这是非常合理的，除了普鲁奇奇怪地认为翻译文化存在于民族文化之中，而我们认为它们更具备交互文化性质。另一个定义（实际上是Übersetzungskultur这个词）是哥廷根（Göttingen）小组提出的（参见Frank
1989），描述目标系统中制约翻译的文化规范，就像美食文化（Esskultur）模式用来描述某个社会饮食的方式。该概念用来表示一个社会怎样对待翻译，以及对翻译有什么样的预期；翻译的功能似乎取决于民族文化或民族体制。建议：既然有歧义，具体说明其含义。我们个人偏向于把它与“翻译领域中的互动者”联系起来（即普鲁奇的用法），它不如其它词有那样强的民族主义预设。
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 vs.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我们建议使用Translation Sociology
来译卡龙（Callon）、拉图（Latour）、劳（Law）以及其他人所提出的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否则称作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这种社会学方法使用“翻译”一词来描述复杂的人际互动，一个人要设法代表其他人来讲话。显然，这个意义上的“翻译”要比我们这里所认为的语际含义宽泛得多。
翻译学（Translatology）：20世纪70年代，哈里斯等人提出的对翻译的科学研究的名称。它用得要比翻译研究少得多，仅在拉丁语系中保留了下来，用来翻译像法语的traductologie
或西班牙语的
traductología。这种渴望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有自己的公认的名称与程序的想法，对这个领域来说既高尚又徒劳。我们所拥有的不外乎是一些观念与程序的集合，大多数来自邻近的学科。建议：只要可能就使用翻译研究（英语之外的语言中，如果可能，找到对应的词）。
转向（Turns）：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英语口语中（出自Michael
Cronin的观点）的“To have a
turn”，指的是感到恶心、头晕。翻译研究中有很多转向，似乎始于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Lefevere
& Bassnett，1990）的“文化转向”，还有沃尔夫（Wolf
2006）宣布的“社会或社会学转向”，更可能实现的“伦理回归”（return to ethics）（Pym
2001）、“述行转向”（performative turn）（Hardwick 2003）、“创造性转向”（creative
turn）（Perteghella，Loffredo eds 2006）、“语言学回转”（linguistic
re-turn）设想（Vandeweghe et al.
2007）。还有更多的设想。这似乎在说，翻译学者就像一群羊，被牵向某条路，而不要走其他的路。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按照你所希望的东西去做，再也没有比这更庸俗的想法了。建议：如果你还有自尊与集体诚信的话，避免使用它。
职业翻译（U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哈里斯（Harris
2010）把它作为上位词，指未经培训的译员所做的各种事情。“非职业”一词似乎具有不必要的贬义；如非要用，non-professional更具中性色彩，有时“辅助专职人员”更好。建议：“非经培训的人员的翻译”（untrained
translation）似乎包括了最基本的内容；“辅助专职人员的翻译”更适合于那些在特定领域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员的翻译。
暴力（Violence）：法国的与受法国启发的一些作家所使用的词，描述翻译或译员在交际行为中的作用，如“翻译的暴力影响”、“对外来文本的暴力改写”、“所有的翻译行为都会对外来文本施加种族中心的暴力”（Venuti
1995: 19, 25,
147等）。此处的问题是，如果所有的介入式交际都涉及暴力，要来描述给人们带来身心严重伤害的那种暴力，这种词语并不多。此外，非暴力似乎成为理想的非交际或天使间的直接心灵感应。建议：保留暴力行为带给身心的持久伤害，但不要害怕采取行动。
志愿者翻译（Volunteer
translation）：建议用来替代“社区翻译”、“众包”、“协作翻译”、TC3等词。该术语所假定的最根本的差异是译员是否接受金钱的报酬。如果职业译员指的是那些接受金钱的回报的译员，相对的就是“志愿者”（指这个人是否具有该资质，而不是指其行为）。那些可替换的词语似乎满是激进主义分子的意识形态，每个词都有丰富的意义，但没有哪一个凸显其最大的问题所在。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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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enuti, Lawrence. 1995. The Trans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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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olf, Michaela, ed. 2006. Übersetzen - Translating –
Traduire: Towards a ‘Social Turn’? Münster, Hamburg, Berlin,
Vienna, London: LIT.
作者简介：皮姆（Anthony Pym），西班牙洛维拉·依维尔基里大学（Universitat Rovira i
Virgili）教授，欧洲翻译研究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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